砺石导言：华为在美国屡次受挫的背后，似乎总有思科的影子。正如有媒体所言，思科前总裁钱伯斯过去十多年做得最多的事，可能就是想各种办法打击华为。但纵观现代企业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企业竞争的最大对手其实不是同行，而是时代，是自己。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而自我进化，或许要比打压对手更加重要。

张军智 | 作者

近期，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一事，在全球政经界引发强烈震动。事件曝光后不久，一封美国科技巨头思科的内部邮件，被张贴到了网络上。邮件内容显示：思科正限制员工赴华出差，时间延续到年底公司放假，假期结束之后再进行评估。

为什么要限制员工前往中国出差？针对媒体的疑问，思科总部发言人给了个“越描越黑”的解释：这封邮件是错发给部分员工的，并不体现思科的政策，思科没有设置差旅限制，对中国的正常差旅还在继续。对这个解释，有评论说：“不要演了，大家都挺累的”，更有观点认为，思科这是“做贼心虚”。

华为出事，为什么紧张的是思科？思科是家什么样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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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思科的实力，那就是：没有思科，就没有现代的互联网。80年代中期，美国计算机网络开始兴起，由于各大学、各公司的网络采用的协议不同，使用的设备也不同，因此对多协议路由器的需求一下子产生了。恰好此时，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对教师夫妇，昂纳德·波萨克和桑蒂·勒纳设计了一种叫“多协议路由器”的联网设备，可以将相互不兼容的计算机局域网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网络。这款“多协议路由器”被认为是人类互联网时代真正到来的标志。

1984年，昂纳德·波萨克和桑蒂·勒纳成立了思科公司，致力于研发网络通信设备。思科从诞生之日起，就进入了一个不想赚钱都难的行业，当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世界上的数据传输量急剧增加，而语音通话量下降，越来越多的钱花在了数据通信设备上，而思科正是这个领域的领军者。顺风顺水的思科在1990年成功上市。

很多公司的员工在上市暴富之后，都会选择离开公司创业或者是退休，昂纳德·波萨克和桑蒂·勒纳夫妇也选择了这条路，他们离开了公司。创始人虽然离开了公司，但在90年代互联网的革命浪潮之下，思科的发展速度却越来越快，但思科真正成为行业巨擘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钱伯斯。

钱伯斯1991年加入思科时，思科的销售收入仅为7000万美元，市值为6亿美元，但到1999年，他执掌思科帅印的5年之后，思科的销售收入就已经达到了121.5亿美元，市值更是一度超过5000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钱伯斯也因此被称为“互联网先生”。

当时的网络信息平均每四个月就增加一倍，这就需要更新、更快的网络传输设备做支撑。而作为设备供应商，就必须不断创新，掌握最新的技术，但谁也不能保证可以研发所有的技术。在钱伯斯的领导下，思科一方面加强研发投入，另外一点就是靠“买”。思科的做法是买下正在研制新产品的新公司，并尽可能让它能在未来的6至12个月推出一个杰出的新产品，然后通过思科公司现有的分销渠道，迅速推向市场。

这一策略果然有效，通过研发和收购，变技术优势为市场优势，思科迅速成为网络设备行业的霸主。当时，思科的经营范围几乎覆盖了网络建设的每个部分。组成互联网和数据传送的路由器、交换机等网络设备市场几乎都由思科公司控制。在这个超过2000亿美元的市场中，思科几乎是“独孤求败”般存在，思科一家的市值超过其它传统通信设备公司的总和。

美国junipernetworks（中文名：瞻博网络）公司曾被认为是思科的竞争对手，但它的营业额只有思科的7%，其实思科完全有能力轻松击垮junipernetworks，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原因是有了juniper，思科省了很多反垄断法带来的麻烦。

思科一度打着望远镜都找不到对手，直到2002年，钱伯斯在美国亚特兰大通讯产品展上碰到了第一次到美国参展的华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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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美国亚特兰大举行通讯产品展，华为公司携高、中、低端全线产品参加了展会。华为的数据产品与思科不相上下，但价格却便宜了20%-50%。展会期间，两个陌生的客户很仔细地了解了华为的全部参展产品，显得很有兴趣，但华为不知道的是，这两人中的一个，正是钱伯斯。离开华为的展台后，钱伯斯对同事说，在今后几年里，思科将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华为。

亚特兰大展会结束后，华为顺利进入美国市场，虽然销售不大，但增长势头非常凶猛。也是在这一年，思科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第一次出现了下滑。紧接着，2002年的秋天，在巴西的数据产品招标会中，华为又击败了思科，拿到了400万美元的订单。巴西招标会结束的第二天，钱伯斯开除了负责招标的经理。

华为的表现，让钱伯斯不再淡定，他在思科内部成立了“BEAT华为”（打击华为）工作小组，并在内网上设立专门主页，供其全球员工讨论如何打击华为。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专利+舆论战，针对华为开启了。

2002年12月，思科全球副总裁拜访华为，提出华为侵犯了其产品知识产权，要求华为承认侵权、赔偿，并停止销售产品。面对全方位碾压自己的对手，华为思考再三后决定：可以停止销售有争议的产品，但不接受侵权的指责。随后，华为将已经在美国销售的十几台争议产品悉数回收。

华为息事宁人的示弱举动，却没有换来思科的让步，而是成了做贼心虚的表现。特别是在美国媒体看来，中国不可能制造出高科技产品，即便有，一定是靠模仿、抄袭、侵权制造的。这种长期形成的狭隘观念，使得美国通讯业内一致认为华为偷了思科的技术。通过制造舆论，未审先判地指责华为是“小偷”后，思科高层又拜访了中国信息产业部，将此次事件上升到“考验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高度，最终他们得到了“政府不会给予华为政治上的帮助”的满意承诺。

一切准备就绪后，2003年1月24日，中国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思科在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对华为提起专利诉讼，诉讼内容长达77页。思科在全球的近百位新闻发言人，也在第一时间将不利于华为的信息发布给媒体，并警告华为的潜在客户，不要购买华为的产品，以免带来连带赔偿。

面对被思科全方位的“绞杀”，华为不得已只能出战，任正非做出指示：“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当年春节，华为组建了由数位副总裁领衔，多名专家参加的“应诉团队”，赶赴美国。

长达几个月的庭审期间，华为与思科激烈交锋，斗智斗法，双方多次反复举证，但双方都明白，胜负的关键在于：彼此产品的源代码是否雷同。2003年10月1日，双方律师对源代码的比对工作结束，结论是：华为的产品是“健康”的。

在长达一年多的交锋中，华为成功转化了媒体和法庭的偏见，并最终和思科达成和解。法院根据华为、思科以及华为合作伙伴3Com公司的终止诉讼申请，签发法令，终止思科对华为的诉讼。这意味着思科今后在市场上面对华为时，不能再祭起“诉讼”法宝。

这场国际诉讼，让本来在国际上籍籍无名的华为，名声大噪，几乎是给华为在全球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钱伯斯坦诚：“诉讼让华为获得了更多商业机会。”但这次法律诉讼也打压了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的势头，华为进军美国的进程明显受阻，很多客户的合同就此搁置。虽然思科没能在官司中取胜，却有效阻击了华为的美国之路。

由于无法再祭起“诉讼”法宝，思科于是转移战场，从法庭转向政治。此后十多年时间里，钱伯斯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打击华为，只要能够阻止华为的事情，他都尽全力去做，思科也因此成了华为在美国市场屡次受挫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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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资本收购美国3Com公司，遭到美国政府的打压，原因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2010年，华为竞标美国斯普林特公司移动电讯设备合同，因美国议员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因受阻。同年，华为竞购摩托罗拉无线网络设备业务也宣告失败。还是在2010年，华为参与Sprint招标进军美国，再次因“安全问题”受阻。

2011年，华为试图收购美国三叶公司（3Leaf Systems）部分资产，虽然金额只有区区200万美元，但审查机构要求华为必须放弃，否则将“向总统奥巴马建议下令解除此项收购”。更严重的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还开始推动对华为可能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预查。虽然华为决心公开源代码以证清白，但2012年，美国国会还是发布调查报告，认为华为的设备可能被用于监听或破坏美国电信网络，从此，华为设备被美国彻底拒之门外。

对华为的各种打击，美国的政治集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些政治势力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思科的影子。

2012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US rivals lobby against Chinese firm”的文章。该文章暗指思科以国家安全为由，参与游说国会进行对华为的审查。同时，文章还提及一份思科的市场营销文件，称该文件收集了全球范围内针对华为的观点及顾虑的相关报道。该文章称“国会山三个不同国会办公室的高级工作人员都表示，一些美国高科技公司曾向国会游说，用与思科相似的措辞，要求增强对华为的审查”。

另外，根据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opensecrets.org）的数据统计显示，思科从1998年就开始游说国会，到2012年，15年来累计金额高达1572.52万美元。特别是2002年至2004年，思科的游说费用呈逐年翻番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当时思科正与华为处于紧张的诉讼争夺战中。另外2010年、2011年思科的游说费用连续创造了历史记录，分别达到201万美元和280万美元。巧合的是，对华为、中兴的调查正是2011年2月开始的。

在2012年的美国会，有73名议员持有思科的股票，而由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由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带来的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多奇·拉斯伯格也接受过思科的政治捐助。

思科的发言人在2012年也曾坦言，在过去的几年，思科采取了“更有竞争性的措施”来反击华为等竞争对手。结合2010年、2011年思科的游说费用的走势，以及华为在此期间遭受的政治打压，思科所讲的“更有竞争性的措施”具体是什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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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华为早期在美国尚可以感受到美国法律的“正义性”，那么后来在思科等公司的推动下，对华为的打压，逐渐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意志。

2014年，据外媒报道，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曾侵入华为公司主服务器，并对华为高管的通信记录展开监控。

2016年，美国电信运营商AT&T公布了一份潜在的5G供应商名单，其中也包括华为，而且华为的报价比竞争对手低了70%，按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国安局局长罗杰斯，和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亲自找AT&T高管谈话进行施压。

2018年初，经过多年努力，华为与AT&T达成合作，AT&T将在美国市场独家销售华为Mate 10手机。根据计划，双方将在CES（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期间公布这个消息。但就在CES展会前夕，美国18名国会议员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Ajit Pai发出一封联名邮件，称“出于安全问题的担忧，要求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华为与美国运营商的合作展开调查”。

迫于压力，AT&T不得不突然终止与华为的合作。而华为此时已经支付了大笔订金，并且在市场上投放了1亿美金的广告宣传……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不无愤懑地说：“中国对美国那么开放，而我们在美国却被害成这样！”

2018年12月1日，美国当局更是以华为CFO孟晚舟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为由，通知加拿大当局拘捕了在加拿大转机的孟晚舟。

孟晚舟被扣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强烈愤慨，而此时，从思科却流出了那封限制员工来华出差的邮件。时间点之巧合，内容之蹊跷，让人不禁想知道，思科到底心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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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开始，思科似乎一直竭尽所能对华为进行打压，但结果华为却越打越强，一个很直观的结果是，在2018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华为以893亿美元营收位列500强第72位，而思科公司营收480亿美元，位列世界500强212位。

而在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的支柱技术——5G通讯技术领域，华为目前也走在了思科的前面。

根据IDC提供的5G产业链图显示，华为正在获得5G产业链中间环节的主导权。技术方面：华为研发的F-OFDM已经成为全球统一的5G的混合新波形技术标准；华为提出的Polar Code（极化码）也成为了5G控制信道的编码方案；华为持有61项5G标准专利，全球占比22.9%，排名第一。系统设备方面：华为是全球第一大设备供应商，基站设备全球市场占有率约30%-35%、光通讯设备全球市场占有率约40%-45%，都是绝对的第一。终端方面，根据IDC的统计，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华为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就已经超过iPhone，排名全球第二，而华为也有望在2019年推出5G手机，并成为最早量产5G手机的厂商。

2018年11月23日的全球移动宽带论坛上，英国电信公司首席网络架构师Neil McRae公开表示：现在只有一家真正的5G供应商，那就是华为，其他供应商需要努力赶上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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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钱伯斯遇到华为时，他就将华为列为思科唯一的对手，十几年来，双方针锋相对，但纵观现代企业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企业竞争的最大对手其实不是同行，而是时代，是自己。当诺基亚与摩托罗拉争锋时，收割他们命运的却是苹果；当柯达胶卷紧盯着富士胶卷时，自己却被数码影像所淘汰；同样思科的崛起缘于踏准了互联网的浪潮，而传统的通信巨头还在通信设备领域激烈竞争……正如有观点所言：在科技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自我进化，要比对竞争对手发动“战争”更加重要。

科技竞争原本是正常的、良性的，能够促进人类科技进步的发展。但把更多的政治因素、安全因素、甚至意识形态因素加入其中，将让科技的竞争变得丑陋。